瞿秋白，江苏常州人。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官宦之家，3岁入塾，7岁入小学，11岁入常州府中学堂，成绩优异。因家境困窘，一度辍学。就在失学的一年，母亲自杀亡故，从此一家星散，他也便辗转到了
北京。
初在北京大学旁听，半年后入俄文专修馆，一面攻读俄语，一面研修哲学。五四运动时，被推选为北京市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先后参与创办《新社会》、《人道》等杂志，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1920年秋，作为《晨报》驻俄特派员，前往“赤都”莫斯科。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返国。五卅运动前后，除担任党中央工作外，曾编辑《热血日报》等多种报刊。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度主持政治局工作。次年出国，而后留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0年回国，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指为犯了“调和路线错误”，备受打击。1931―1933年间在上海养病，介入左翼文学运动，写作大量杂文。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时，留在江西根据地。1935年被捕，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建长汀。鲁迅曾将他的译文编集出版，名《海上述林》；建国后，又有《瞿秋白文集》行世。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绝笔，也是中国革命史的名篇。作者在生命的余晖里，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并做了富于理性的分析；对个人的思想历程，也做了详细而清醒的记述。在文章中，作者深入地剖析了自身的弱点，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磊落的人格和坦荡的襟怀，但也显露了文人固有的柔弱气质，还夹带着某种灰暗的情绪。本文选自《多余的话》部分章节。
“历史的误会”
武汉时代的前夜(1927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信义[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1927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1926年年底及1927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适”，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1927年[7月]到1928年5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 [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 [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
1928年6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只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1930年9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召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1925年到1931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像外间所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1927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形势]实在懒问得。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方面也是十几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团”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至于脑经[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1931年1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满36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算我今年是38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无[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1919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1926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1920年直到1931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智]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经[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炼呵!
或者，这不仅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赓韶，还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的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 [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作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够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一[以]至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的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待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份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至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干吗?!我想，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 “以度余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结束了罢。
告 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作“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账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1932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1930年初或是1934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的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科学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1919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X光的照片。1931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现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得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闭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二日
（摘自《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读者史君推荐，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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